读克鲁格曼，学经济学方法

关心经济学的读者，多半都听说过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大约十年前，他的著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逆风飞扬，一时洛阳纸贵。

克鲁格曼曾经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1991年，年轻的克鲁格曼获得美国经济学会克拉克奖，一时名声大噪，因为美国经济学家获得克拉克奖的机会，要比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还小。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在斯坦福大学的刘遵义教授通过经济计量讲究，发现“东亚奇迹”没有包含多少技术进步。在刘教授等研究的基础上，克鲁格曼准确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这个预言虽然曾经惹得马来西亚的总理马哈蒂尔十分恼火，却实在体现学者的功力。克鲁格曼的领域包括报酬递增的经济学。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把地理因素融合到经济学研究中去，还有历史因素。地域经济方面，他对日本的发展特别关心。难得的是，以获得克拉克奖的至尊学术地位，克鲁格曼仍然热心非技术的写作，拥有许多经济学以外的读者。现在，克鲁格曼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事务和国际事务学院的经济学教授。

去年，保罗·克鲁格曼出版新著《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猛烈批评扩大贫富差距的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现在，这本书的中译本《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也已经在中信出版社出版。阅读克鲁格曼的新著，除了主题本身以外，我们还可以从中学习精妙的经济学方法和经济观察力。

“比尔·盖茨进酒吧”模型

在克鲁格曼看来，美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三十年的时间，那时候贫富差距比较小，几乎所有美国人都享受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成果，可惜在又一个三十年以后，美国现在的贫富差距很大，绝大多数居民对于现状表示不满。克鲁格曼认为，战后美国比较和谐的“中产阶级社会”，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然产物，而是罗斯福新政的结果，工会的力量得到发挥，强调对富人征税以支持社会保障和医疗服务，这样从两个方面“压缩”贫富差距。但是自从里根以来，共和党明显右转，为富人减税，削减和侵蚀社会福利项目，打击和瓦解工会，结果使得美国贫富差距的程度急遽上升。

但是，美国不仅GDP在增长，人均收入也在提高。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关键在于，不仅GDP很难直接反映大多数人的情况，而且平均收入也不一定反映大多数人的情况。为此，克鲁格曼提出“比尔·盖茨进酒吧”模型：设想几十个人在一家酒吧消遣，他们的人均年收入是两万美元。现在，比尔·盖茨走进了这家酒吧，于是我们可以得到非常可靠的新的数据：消遣在这个酒吧的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已经从两万美元提高到过亿美元。问题是该酒吧顾客的人均收入的这种剧增，并不表明他们变得更有钱了。

所以，即使我们难以把关注点放在最底层的居民身上，至少也要把关注点放在“中间居民”身上。也就是说，如果你打算描述一个群体的普通成员而非少数极佳者或极差者的境况，与其谈论“平均收入”，不如谈论“中值收入”，就是盯着从穷到富排在最当中的那个人的收入。回到上述模型，比尔·盖茨走进酒吧以后，平均收入固然大幅度提高，可是酒吧顾客的中值收入却没有多少变化。这才是事情的本质方面。

关注内城工作机会

虽然克鲁格曼强调必须从政治制度和社会规范来改变贫富差距急遽扩大的现状，却也认识技术变迁使得下层居民生计变得困难。“内城工作机会”的下降，就是一个因素。

原来，在二战以后，数以百万计的南方黑人为寻找制造业工作而迁到了北方城市。当时，由于战时繁荣和战后和平时期出现的消费热潮，这样的工作机会很多。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由于生产与运输科技日新月异，制造业开始迁出拥挤的城市工业区，转向远郊的工厂，结果在穷人和黑人居住的内城区，工作变得难找。由于无钱买车，他们被困在内城。结果在经济繁荣兴旺的同时，城市失业率上升，“内城”成为穷人聚积的“经济洼地”。

收入情况对于生活状况固然重要，但是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有独立的意义。克鲁格曼特别提到要看居民住所有没有“室内卫生管道”，要看居民是否不得不与别的家庭合用各种生活设施。联想到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多数城市居民没有自己的厨房、浴室和卫生间，不少住家甚至没有自己的水龙头，克鲁格曼的这些叙述，读起来真是特别亲切。

当今美国的富人“已经建立了一个自足自治的世界，一切齐备：自有的医疗体系（特殊服务医生）、交游网络（共有飞机、贵宾俱乐部）、单独的经济系统……富人不仅在变富，他们在变成经济上的‘外国人’，创建其自有的国中之国、社会中之社会、经济中之经济。”

CEO为什么跳来跳去

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原因，是由于电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市场“对重复性工作的职位的需求减少”。例如因为文字处理变得容易人们已经不大需要专职的打字员等原因，现代办公室里的秘书数量大大减少，但是经理人员的数目却没有减少；在商场和超市，条形码扫描技术器减少了收银员与存货监管员的数目，但是营销顾问之多却是前所未有。在整个经济中，诸如此类的情况很多。

贫富差距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与低工资国家的贸易，减少了美国低技能工人的工作机会，增加了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

但是单单这些因素，还不至于说明现在那么大的贫富差距。须知，CEO的收入在20世纪70年代只相当于一般工人的几十倍，可是现在已经达到了几百倍。这是怎么回事？

克鲁格曼指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公司没觉得拥有一位著名的、有魅力的领导人有多么重要，CEO很少登上商业杂志的封面。在那个时候，公司喜欢从内部拔擢人才，并强调其注重团队合作的品质。可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CEO却变成了跳来跳去的“摇滚明星”，跳一次升一次，管理层薪酬动辄高达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美元。

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是认为公司的盈利状况取决于其CEO的素质的看法占了上风，而且觉得公司越大，CEO对利润的影响就越大。另一方面，CEO候选人的素质似乎已经变得一望可知：“每个人都知道谁是美国排名第100位的管理者、谁是第99位”。于是就发生争夺管理者的竞争，最终使“最好的”管理者入主最大的公司，使之“才尽其用”。这一理论的直接后果是，最高层对管理者素质认定的微小差异，也会转化为薪水的巨大差异，因为“对一个巨型公司而言，拥有排名第10位的管理者与排名第11位的管理者之间的差别，很可能就是每年数千万美元的利润。”按照“论功行赏”，管理者的薪酬就应该是千万美元。

这个趋势的走到极端，甚至出现这样的逻辑：“股价停滞不前，照理说不应该奖赏CEO。实际情况却刚好相反：正是因为股价停滞不前，所以要加大对CEO的奖励。”

所以，克鲁格曼认为，薪酬水平的决定，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机制这只“无形之手”。在社会分配的问题上，“无形之手”应该受到制度和规范的制约。制度方面，体现为对富人多征税以支持社会福利，并且发挥工会的适当作用；规范方面，应该认识到“高层薪酬过高会影响团队的士气，容易引发劳资纠纷”。中产阶级强大的比较和谐和富裕的社会，“并不会随经济的成熟自动出现，而是必须由政治举措来创造。”

贫富差距和不平等互相加剧

贫富差距很大，加上社会福利覆盖狭窄，一定会带来不平等。首先是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全美教育统计中心有一项调查，对比家庭经济条件在顶端四分之一和低端四分之一、数学成绩在顶端四分之一和低端四分之一的八年级学生读完大学的比例。自然，自己成绩好家庭经济条件也好的中学生，读完大学的比例最高，令人心酸的却是，自己成绩好可是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中学生，读完大学的比例不如那些自己成绩不好但是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同学。

再者是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的不平等。富人住在郊区环境优美、空气清新的房子，或者毗邻名校，或者每天送去名校上学。穷人只能挤在没落的内城，附近也没有什么好学校。

最厉害的，是缺乏医疗保险。《良知》有一章专门写医疗保险，头一句话就尖锐地指出，“美国不保障国民的基本医疗，这在富国中绝无仅有”。据说医疗保障市场化可以节省开支，可是事实恰恰相反，由于私有化，美国的人均医疗开支在全世界是最高的。成为讽刺的是，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在发达国家里面却最短。除了医疗保障不能盲目私有化以外，克鲁格曼还深刻地指出，“一个富有冒险精神、在许多科技领域超凡出众的国家，怎么会有如此低效的医疗体系？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不幸陷入了这样一种体制：大笔的金钱不是花在提供医疗上，而是花在拒绝提供医疗上！”

就家庭生活而言，美国高度的不平等，压低大多数家庭本来已经可怜的购买力。例如因为没有医疗保障，就不敢消费。这是我们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情况。

克鲁格曼呼吁价值重建。他说：“不平等伤害我们的另一个途径是腐蚀美国政治。威尔逊总统在1913年说，若本国有人强大到可将合众国政府据为己有，他们将如愿以偿。这话几乎很难会出自一位当代总统之口。不过，现在有了这样的人，他们已将政府据为已有。虽然并不是全盘掌控，但金钱势力怪诞地扭曲美国政府政策的事例，几乎每周都被披露出来。”

中产阶级强大的比较和谐和富裕的社会，并不会随经济的成熟自动出现，而必须由合适的政治举措来创造，整个过程通常需要三四十年到五六十年。这一点，应该给我们以启示。

据 网易新闻 报道： 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4.9% 食品涨10.3%

　　核心提示：据统计，8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4.9%，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0.3%。查看全文>>

我对这条新闻的看法是：

    建成“生态花园” 滨海城市组群 “环湾保护、拥湾发展”概念规划研究昨公布 开始进入加快实施阶段 

    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环湾保护、拥湾发展”概念规划研究》日前编制完成，并经市委常委会审议通过。昨日记者从市规划局获悉，此次概念规划研究文本，初步构筑起科学规划体系，清晰地勾勒出环湾保护的宏大蓝图，描绘出拥湾发展的战略路径。这一重大研究成果的形成也标志着市委、市政府提出的“环湾保护、拥湾发展”战略进入加快实施阶段。

    规划区域

    总面积约500多平方公里

    该研究涉及胶州湾的历史与未来、环湾保护、功能发展定位、环湾交通、景观规划、战略意义、工作建议等七个方面，规划研究范围包括市南西部地区、老港区、四方李沧西部、红岛、胶州少海新城、黄岛东部等区域，总面积约为500多平方公里。

    整体上，环胶州湾区域将建设成为集高新技术产业、科技研发、商贸旅游、文化娱乐和优质人居环境等功能于一体的国际一流滨海城市组群。环胶州湾产业整体格局分为西海岸、北海岸与东海岸，其中西海岸（以第二产业为主）：港口、制造业新城，主要依托港口进行相关产业功能拓展，强化青岛港在环渤海以及东亚经济圈的枢纽港地位，促进产业集群的集聚与辐射；北海岸（主导产业为第二、三产业）：国际一流的生态型科技新城，以面向未来的新型高科技产业为主，是青岛以及半岛都市圈的高端产业聚集区；东海岸（以第三产业为主）：以金融、信息、商务商贸、旅游等为主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地。

    而旅游的发展贯穿胶州湾全线，环湾形成以唐岛湾中心区、胶州少海新城、大沽河生态湿地、红岛生态城、四方滨海新区、邮轮母港、小港湾等区域为主构成的旅游格局；大力发展水上旅游，环湾建设轮渡、游艇、帆船、邮轮等各类码头，完善水上娱乐设施的规划建设，形成中国北方水上旅游活动中心。

    保护措施

    划定海岸控制线保护海湾

    按照“在保护的前提下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保护”的指导原则，此次概念规划研究文本提出从保护、治理、再生三个方面来实施环湾保护。

    具体措施包括划定海岸保护控制线，严禁填海，保护岸线的自然属性；划定河道保护蓝线以及两侧的生态绿线，打通海滨与内陆的联系廊道；保护墨水河、大沽河、洋河等河口地区形成的滩涂湿地，通过建设湿地公园，适度发展生态旅游；加强环湾区域产业布局研究和建立项目环保准入制度；加快城市污水处理系统的建设，实现污水收集和处理率达到100％，并逐步提高再生水的利用率；编制针对主要污染源的总量控制计划和逐年削减排污总量的规划，确定胶州湾水质达到相关功能区划标准的具体计划；建立环境事故应急反应体系，提高胶州湾的生态安全。结合现状自然水系脉络，开挖人工河道，恢复红岛自然水道，打造胶州湾北部生态岛链等。

    交通发展

    远景发展有九个设想

    环湾交通主要基于道路网、轨道网和重要交通枢纽，实现环湾快速、大容量、便捷的交通联系。远景环湾交通发展设想有九个方面，包括将铁路主客站设置在城阳，与机场共同组成大青岛地区的客运对外交通枢纽；建立城阳枢纽至城市各主要区域和辐射青岛周边区域的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线；将老港区功能调整为客运，其散杂货运输功能调整到董家口港；老港区功能转变可改变交通流的车辆构成比例，为周边道路功能调整创造条件；将楼山站以南的铁路调整为城市（城际）轨道交通和城市快速路的复合走廊，取消楼山站以南货线功能；胶州湾高速公路调整为滨海景观大道；建立自行车交通系统，实施绿色交通模式，培育形成步行——轨道交通——自行车交通为交通链的绿色交通模式，为沿海旅游、结合轨道交通站点的接驳交通服务等方面。近期意见包括建设隧道接线和重庆路快速路，加强环湾区域的快速交通联系等。（记者孙静芳）

    六个片区将率先启动

    小港湾改造规划图 市规划局供图

    近期发展从“六片四区”上重点突破，实现“率先启动六片、重点规划四区”，全力营造特色鲜明、布局合理、支撑有力的发展片区。

    率先启动以下六个片区如下：

    中北岛及小港湾区域，发展以港航经济为主体的现代服务业，规划打造成为主城区的旅游景观区；

    四方填海区域，其北部结合铁路新客站的商贸、物流优势，其南部区域承接老港区现代服务业发展辐射，打造商贸文化旅游片区，并预留港口建设条件；

    李沧西部新客站及周边片区，抓紧开展老企业搬迁改造，大力发展站前经济，着重布局商贸、办公、总部经济、都市工业等特色板块，打造成为集金融、办公、商务、物流、餐饮等服务业于一体的区域核心区；

    临空经济区，积极发展航空服务业及航空物流及相关加工业等配套产业，建设多业态、综合性、现代化的临空商务区；

    高新区起步区，提高产业引入标准，杜绝高污染、高能耗项目落户，打造成为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海洋科技、高速列车等高新产业复合的生态新城区；

    胶州市少海新城，建设成以城市大型水体为核心，集自然生态、滨水休闲、高档居住、度假旅游、历史人文等功能于一体的城市滨水复合功能区。

 “城市总体规划（2006－2020）（征求意见稿）”昨公示 2020年青岛人口将达1200万城镇化水平达77.8％

    中心城区由市南、市北、四方、李沧、崂山、城阳、黄岛七区组成，总面积1408平方公里；到2020年，全市形成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重点镇和一般镇四个层次等级结构。届时青岛将成为拥有近1200万人口、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将近540平方公里、城镇化水平达到77.8％的富强、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际城市；到2050年，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滨海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主要指标达到当时发达国家水平……昨日，记者从市规划局获悉，《青岛市城市总体规划（2006－2020）（征求意见稿）》日前编制完成，意见稿涵盖了城市性质、发展目标与规模、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规划区保护与发展规划、中心城区总体布局结构、环境保护规划等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

    青岛定位

    中心城 文化城 港口城 度假城

    进入21世纪以来，青岛市城市建设步入了发展快车道，按照《城乡规划法》要求，结合青岛市城市经济、社会及城市空间布局发展与拓展的实际需要，市委市政府决定并报请建设部同意，自2004年着手对城市总体规划进行新一轮修编。目前规划成果已基本完成，规划全面融入了“环湾保护、拥湾发展”战略思想，将城市空间资源的利用向集约化、内涵式方向引导、控制与发展。

    根据规划，未来青岛将发展成中国东部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际港口城市、滨海旅游度假城市。成为中国东部沿海的区域经济中心、现代化服务中心、文化中心，国家海洋科研及海洋产业开发中心，国家重要的现代化制造业及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国家重要的区域性航空港，国际滨海旅游度假胜地。主要经济指标和城市综合实力进入全国主要城市前列，成为全国最有活力、最有吸引力、最有竞争力的城市之一。

    行政辖区

    七区将建成中心城区

    规划明确，市域为青岛市行政辖区，总面积10654平方公里。中心城区由市南、市北、四方、李沧、崂山、城阳、黄岛七区组成，总面积1408平方公里。到2020年，总人口规模500万人。城市规划区由中心城区及滨海公路沿线的胶南市区和琅琊、泊里、鳌山卫、温泉、田横、王村、丰城七镇以及胶州市的营海等沿胶州湾地区组成，总面积约2870平方公里。到2020年，全市形成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重点镇和一般镇四个层次等级结构。次中心城市5个，包括即墨城区、胶州城区、胶南城区、平度城区、莱西城区，人口规模30万－70万。

    相关新闻

    轨道交通长达227公里

    规划构建以港口为中心，海陆空一体化的综合交通体系，实现市域内一小时、与半岛都市群主要城市之间两小时、与省内主要城市之间三小时的通行目标。

    港口规划：预测2020年港口吞吐量将达到3.8-4.2亿吨，远期发展目标为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

    铁路规划：扩建青岛站，在沧口设青岛北站，预留城阳站用地条件。规划建设青太客运专线和青岛集装箱中心站，集装箱中心站设在胶州。预留黄岛-石臼所、晋煤外运泰安-董家口铁路及田横-蓝村铁路和站场的建设条件。

    机场规划:到2020年吞吐量将达到25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达到80-100万吨。加快新机场选址建设的可行性研究，尽快完成机场总体规划修编工作。

    公路规划:形成以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为骨干，二级、三级公路为补充，功能完善、层次分明的市域公路网络体系。到2020年，道路网总长度4460公里。

    城市公共交通：形成以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常规公交为基础、出租车和海上公交为补充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在轨道交通建设方面，远景市区轨道交通线网由8条线路组成，线网总长度约227公里。

新形势,新思维,新行动－-万科集团主要负责人在东莞＂松山湖会议＂上的讲话

在今年还剩下最后四个月的日子召开这个会议,主要讲三个话题,一是让大家清楚的认识过去两年的房地产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二是万科的市场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靠的是什么,三是未来16个月的对策和行动.

我先从一个案例说起,在我们开会的会议室对面,是我们在2006年下半年起售的松山湖1号别墅项目,这是作为一个自然资源类项目来定位的,06年10月一期开盘,18000的起价,一抢而空,很多人想走后门,找到我或其他的高层来要购买指标,我们内部的高管也有几位在此买了房,07年中8月二期开盘,均价超过了30000,售出了80%,而近期开盘的三期,折后均价15000,却无人问津,为什么市场变化如此之快,产品还是一样的产品.

有人也许认为这是国家调控政策造成的,是国家的金融政策压缩市场的结果,可是,我要说,这是市场的真实情况,是消费者实际消费能力的真实体现.

万科在行业内和各行业的比较收入中,高管和员工收入相对来说是中偏高的,在座的高管,如果凭你们正常的工资收入,能买松山湖1号的房子吗?

为什么我们的高管在前年,去年可以考虑买2-3万的别墅,主要是资本市场泡沫膨胀造就的,万科在去年的最高市值超过3000亿人民币,是全世界最高市值的房地产公司,而现在,市值不到700亿,而中国证券市场的泡沫破裂后市值消灭了15万亿,通过证券市场爆发的财富基本被消灭了.

深圳银行系统在06-07年新增的开发贷款和按揭款超过5000亿,而深圳正常年份的房屋销售额约1000亿,金融资金的超额投放导致有限的房源被过多的资金追逐而走高.

而现在,这两个资金来源不存在了,消失了,抽走了,剩下的就是消费者的真实消费能力,是自住者的刚性需求.

我们的价格就必须适应,必须回归正常市场的水平和需求.

过往两年,我们也挣了市场泡沫的钱,估算下来,在两年中多挣了60-70亿,市场不理性,阿猫阿狗都挣钱,我们肯定也要随行就市,要比别人挣得更多,但大家必须清楚,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这不是我们挣的钱,是疯狂的投资客们送来的钱.

错误的市场会很快纠正,如果国家不及时出手,会酿成更大的波动,会对行业和国民经济造成更大的损害,现在市场在纠错,在回归理性,我们的思维也必须回归,必须认识到过去两年的市场是一个不正常的市场,我们是一家正常持续经营的企业,要采取正常的市场思维经营和盈利.

我们很多的高管,特别是其他城市的高管都未经历过房产调控风暴的洗礼,十几年前,市场化的房地产城市并不多,能真正见识和体会过房产调控后的萧条状况的人也不多,十几年前,我们在北海,海南,惠州圈下的大片土地和挖出的大坑现在已没有人去关注了,这一轮调控,大家有幸参与和经历其中,对未来的见识和成长是有极大好处的,万科的全国队伍,这是第一次全面接受新一轮调控的考验,我敢说,五年后,我们的队伍将真正成熟了,可以不用太担心未来的风浪了.

泡沫是可以赚到钱,但泡沫破裂后多数人还是将赚到的钱赔进去了,甚至赔得更多.

这一轮调控会有很多的地产企业破产,消失,甚至有现在还在市场上呼风唤雨的大企业.

我们也没有在泡沫中占到便宜,过去是多赚了几十亿,但在市场的冲动中,我们许多区域也高价买入了许多土地,甚至还做了几次地王,在过程中我是非常担心,但还是放手让大家去操作了,我知道,这些高价地赔的可能性很大,但我们要锻炼队伍,要给市场一线的指挥员们给予尊重和支持.

现在,我主要抓两件事,一是住宅产业化项目的推进,这是我们打赢未来几年的成本之战的利器,碧桂园现在在广州郊区卖6000元的别墅,3000元带装修的洋房,我们做得到吗?碧桂园的一条龙产业链是其成本竞争的优势,但我们的开发模式与他不同,一条龙是我们做不到的,大家昨天也看过了离此不到一公里的松山湖万科住宅产业化项目,我们在投入大量的研究力量在做标准化,节能化,高质量的建筑墙体材料,门窗,卫浴产品,下一步是如何将这些东西组合成大件,按照我们的不同档次的住房系列形成不同的标准大件,将从开工到竣工的时间缩短到半年之内,我们的单位销售财务成本和管理成本将下降30%以上,这是我们打败其他企业,占据绝对领先地位的根本.实现了这一目标,在同等的土地成本和人工成本的情况下,我们的销售价格可以比别人低20%以上钱还比别人挣得多,当我们把利润率下调到10%以内时,其他企业全部亏损,没有企业能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

我抓的第二件事是近期的调整策略.

我要问东莞公司,松山湖1号三期15000卖不出去,你是不是打算不卖了,等什么?本周公司法律部门已发出通稿,对各地的大降价的公开言论和应对前期高价购房者的措施,我知道,近期有几十个二期的购买者在闹事,但交给律师团去处理即可,公司的降价策略不能被干扰,上个月5期的土地买进来的成本是2000多,我要求你的五期别墅产品即使价格调整到7000,你能盈利并快速出货,说到这个地步,你应该明白三期的价格应该怎么走.

为什么我们要敢于降价,快速降价,前面说过大调整的后果和周期,现在调控措施还在陆续出台,本周的限贷令的出台更是令我都敢到心惊肉跳,国家的决心和态度非常明确,大家没有体会到 5000万买来的土地被法院200万卖出的痛苦,不会想到现在还有较好利润时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出货,措施和价格一定要比其他企业先走一步,北京公司近日放出暂时不大幅度降价的策略是对的,先稳住其他企业,并迅速制订好措施和组织力量,半月后北京公司开始大降价时,能一举成功大批出货,不给其他企业反应和组织应对的机会,一次又一次,一波又一波,让其他企业总跟在我们后面降价,消费力和资金总是向我们倾斜流入.

以最快的速度将尚有利润,甚至没有利润,亏损的销售尽快实现,快速降低我们的存货和消化现有土地,在限贷令出来后,估计地方政府需要消化几个月,才明白已经没有多少人有钱买土地了, 而我们手头的现金可以大量低价买入土地,并结合住宅产业化的实现计划,快速推出比现在市场价格低非常多的大量房子,就如松山湖,酒店对面的长城世家高层在 06年买入的土地是4000,两月前开始卖房是8000,而我们的5期别墅地是2000多,造出的别墅可以卖得比他的高层还便宜,未来松山湖新推出的土地会降到1000,其他东莞镇区现在的地价已经低于800了,我们如果在东莞以低于800的价格买地,造出的公寓2500都有利润,其他企业还能跟我们竞争吗.现在他们出货犹豫,缓慢,现金全部变成了房子,银行又贷不到款,资本市场又融不到钱,半年后全国各地政府在财政支付的压力下,开始大批量推出即好又便宜的地块,市场上没有几个购买者,我们尽可以努力压价,再迅速建设低价销售,这些不敢降价,不肯降价的房企的存货就一直没有出手的机会.

我再强调一句,敢于降价,勇于降价,将手头的存货和正在开发推出的新货以最快的速度卖掉,我们再去买更便宜的土地,以更快的速度建设出更低成本的房子,以更低的价格快速出售.这就是我们在座的所有人在本次会议后需要最快速度执行的未来16个月的对策和行动.

有六大理由。这方面质疑的人最多。从2005年初两会以来，数十个文件出台，十二道金牌没有能刹住房价暴涨的势头。许多人断定政府即使再出手也无法阻止房价上升的势头。这里，我要说，你们的想法误解了政府。我是这样来看这两年的宏观调控的：第一，这是一个转型期，人们对城市政府的定位不是很清楚。发展经济，大力开发房地产，建设形象工程，这一条路从公认的经济发展道路到被质疑，到进行调整，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过程。二是对房价高企带来的后遗症看清楚也要一个过程。近两年看清楚了，房价高企，土地出让过程中腐败，批地过程中的腐败，然后加上利益集团轮番鼓噪房价上涨的宣传。但是其实这依然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六大理由，一是高涨的房价，使得原有的城市居民被挤压得向郊区发展，中低收入阶层相对贫困化，没有分享到改革的成果。

　　有研究资料说论家庭收入，70%以上城市居民买不起房。少量的居民为了改善居住条件，市区的买不起了，不得不向远距离的郊外转移，而他们仍然要到城市里上班，大大增加了这样一批人群的痛苦程度与生活压力，这样一批人可能要占到城市居民的20%了，口袋的收入低，上下班的费用不少，每天在路上耗着的时间三到四个小时。辛苦程度增加了，经济压力提高了，疲劳与精神状态都有问题，这样整个中低收入群体都感受到这个压力，这个压力也是对着房地产的和房价的，也是针对和谐社会的。

　　二是高涨的房价，使得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大量农村劳动力在农村里找不到出路，在城市里也难以生存，成了城市的边缘人，城市里有着大量流动而不扎根的人口。

　　流民最大的问题是社会稳定。古人说，衣食足，知荣辱。如果一个人的正常生存有问题，搞不好就会犯罪，这种无特定对象的犯罪目前数量增加较快，动不动绑架，动不动就杀死全家，这种案例为什么多起来？是贫富悬殊的结果。富人要想活得自在，更需要一个和谐社会。就是让最贫穷的一部分人能够有基本的生存空间。和谐社会，对穷人富人都是需要的，现在富人的形象越来越差，不是单个富人的问题。政府建设和谐社会，首要的是保障居住在城市、工作在城市的人群能够买得起房。政府相关部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在提高。这是发展中的问题。

　　三是高涨的房价严重削弱中国经济的竞争力，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为什么，房价的暴利，吸引了大量的原来在科技研发、生产流通领域的资金，因为房地产的投资回报率高得多。许多白领辛苦一年，赶不上房价上涨半年的支出。投资回报率高必然吸引大量的资金。一些城市的银行，他们的信贷资金有一半，甚至远远多于一半的资金进入了房地产开发领域，这样，工业、农业、科技、许多领域的资金吃紧，不少企业生产无法发展，银行贷不到款了。反映在问题的表面上，全国每年减少30万工商户，为什么，投资回报率太低，不能做了，不如炒房去了，许多中小企业被兼并了，破产了，一些大中型企业加快出售，徐工集团、洛轴、沈阳机床等，许多大型企业，都在争先恐后地出售给外资，为什么，要解决生存问题，资金来源问题。国家发改委高梁研究员认为，在28个产业中，有21个产业的龙头企业被外资收购，特别是制造业龙头被收购更是问题。这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国家不会听之任之。外资、跨国公司是以挣钱为目的的，一旦控制了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后，就会主导定价权，索取超过平均利润高得多的暴利。近几年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现实，外资企业的产品定高价，中资企业在辛苦研究，等中资企业快要研究成功了，这里外资企业来洽谈，说这个成果我出售给你吧，价钱便宜点，当然，人家已经有了更新的成果。这样，中资企业的研究就进行不下去了，长此以往，中资企业就不在进行开发研究，外资企业就是这样摧毁了中国企业的研发能力。前不久，新华社记者在环球时报上发了一篇报道，美国的汽车专家说中国的汽车在环保方面比外国落后十年，但外资企业不把这样的技术交给合资企业，更不会交给中国企业。外资企业占据了龙头地位，中国的中资企业就翻不了身，外资企业就会用定价权索取比平均利润高得多的超额利润。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经济的竞争力，中国整个经济的主导权与控制权都会出现问题。

　　四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在房价高涨中受到很大的削弱。

　　有人要说，创新怎么会与房价联系在一起。我是这么看的。我国创新的主体是谁？是广大中小企业，因为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需要空间，没有大型企业的保障，所以要不停的研发与创新，希望有一天获得突破性发展。近15年的发展表明，创新型企业的主要来源在于掌握了专业知识的白领，最典型的是中关村。青岛无忧房网 www.51fdc.com许多新企业，都是当初投资几十万元的小企业发展起来，许多的创业者是海归，用最先进的理念，开办的新型产业。那么，在发展得最快的行业，不断进行裂变，出来了许多白领，领办了新的企业。现在真正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数量、创新型科技成果在减少，因为，我们的高价住房的主要消费群体是白领阶层。不信在座的问问，能掏出数十万资金购房的，除了炒房的之外，洗钱的人之外，一个主力群体就是白领，许多人被套牢在房子上了，动不动一套房子就是上百万元，首付加月供，沉重的压力，使得进入创业的白领阶层在明显减少。缺少创新型企业，就必然缺少创新型产品。那么，长久之计就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创新能力。

　　五是房地产泡沫是经济危机的导火索。

　　诸位有没有研究房价的，请问有几个国家的城市房价维持在城市家庭年收入10倍以上，并且社会能持续发展的？一个也没有。正相反，凡是房价高涨超过10倍，都下了，都跌得非常惨。日本是如此，美国是如此，香港也是如此。有一个资料，说香港的明星炒房损失得非常惨。举了10多个名人的例子，我相信名人的眼光也是前卫的，但是因为购房或炒房，财富大量缩水，有的破产还债。在座的记者朋友如果认识名震记坛的闾丘露薇小姐的，要知道，她在房地产泡沫缩水过程中，1999年，人家以原价的六成出售，她购买了一套房，后来又贬值了50%。不信你可以看《大都会》2006年第11月刊杂志。影视大侠刘德华，1996年花3950万元购进的一套房，到2003年出售，只卖出了1680万元。香港名星钟慎涛，1996年拆资1亿五千万港元炒五套豪宅，结果楼市崩溃，血本无归，宣布破产。香港名星张卫健，炒楼失败，把演艺多年的积累赔光了。都在《大都会》杂志上，大家可以去看看。房地产泡沫破裂，香港的房价有的不足原来的1/3。大家可以看到，对照联合国的合理房价的指导线，我们一些大中城市的房价，要回跌多少？差距太大了。日本、香港的房价崩溃，重新恢复少说也有8年以上时间。近些年，香港经济低迷，中央政府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政策，包括建立与香港合作的城市经济圈，终于使香港慢慢地走出了房地产泡沫造成的经济低迷的困境。中国的经济要持续发展。必然要想办法赶快让房价回归理性。听任房价泡沫上涨，问题躲是躲不过去的。

托管经营现身京城

对于资金紧绷、取借无门的中小房企而言，选择与游资合作，签订带有股权质押性质的“托管”协议，或许能让它们暂时看到一线生机。寻找投资机会的资金数量不仅仅来自上海，其它各地也蜂拥而至。记者了解到，“托管”现象已经锁定京沪两地，这种新型的营销模式也只适应用于销售淡季。业内人士表示，楼市的不景气，开发商的项目资金链接近断裂，这种托管的条件一般可以接受。  

记者调查得知，托管游资大致来自四方：机构资金，私募资金，外资和民间资本。 姚克枫表示，这种托管实质是包销。“包销在香港房产低迷的时候曾流行过。”其实质可以看成是开发商将商品房卖给托管商，托管商再卖给他人的两次买卖行为。 

提高销售佣金

据网易房产记者深入调查发现，从6月份起，京城部分项目开始对销售佣金进行了增加调整，有效激励销售员努力售卖，而且幅度较大。有些项目销售佣金为1.8‰—2.4‰，已明确提出计划顺利实施，并初显成效。以东四环高档公寓为例，调整前的佣金普遍在2‰—3.5‰，调整后策略主要围绕“额外奖励”、“按照回款跳点”、“出售一套平层额外奖励1万元，复式额外奖励1.5万元”等方式，更有三元桥一顶级豪宅项目直接将佣金从3‰直接调整到7‰，调整幅度另人咋舌。

万达39克拉成本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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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价：
2170元/平方米的地价加拍卖佣金和土地契税4%约87元/平方米，

·建安成本：
30层建筑，公建化外立面，按照现在的钢材价格，建安成本至少2000元/平方米，

·配套费：
所有配套加电力增容，大约500元/平方米，

·室外绿化配套等：
室外管网、景观绿化及屋顶第五立面的绿化合计至少150元/平方米，

·广告费：
按照他们的操盘手法，广告与售楼处费用合计至少200元/平方米，

·财务及管理费：
财务费用含管理费、利息等至少400元/平方米，

·不可预见费：
不可预见费150元/平方米，

·精装费：
精装修1000元/平方米，

·各种税费：
营业税、土地增殖税、企业所得税合计14%以上，约1600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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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总计成本8257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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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25%投资收益计算，会卖到10321元/平方米。

万达还要从这里面把酒店挣出来，所以，土地成本在万达的帐面上不会按照2170元/平方米计算，你说他会卖多少呢？

蛇口基因——破解平安、中集、招行、万科、华为体内共同的密码

文 | 本刊记者 刘建强 编辑 | 本刊编辑部

我们确实能从 平安保险(行情 股吧)、中集、 招商银行(行情 股吧)这几家创建于蛇口的企业身上捕捉到几点类似的特点与气质。比如多年来坚守主业、不做投机取巧事、进取的企业战略、创新开放的文化、在政策资源与市场意识之间游走。

但这只是一些表象，还不能被称作是“基因”。

进一步，我们可以将这些表象溯源到它们自一成立便建立起的股份制架构、相对完善的公司治理、对现代企业制度的推崇和学习。然而令人进一步产生追问的是，这样的企业何以能诞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

蛇口工业区创始人袁庚曾被人问及“蛇口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他回答：“是从人的观念转变和社会改革开始的。”

如果没有袁庚和中央从上世纪80年代初在蛇口一手掀起思想解放、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验，80年代中蛇口断然不会长出中集、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等日后被证明带有优质市场化基因的企业。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集合，而什么样的共识与价值观支撑，决定着这一系列契约是苟且、不可持续的，还是能最大限度满足人性的需求、放大人性的光辉。新的共识与理念(走市场经济道路、淡化特权、鼓励思想上的创新与自由)——使蛇口那批企业有别于当时其它所有中国企业——它们，才是蛇口企业难能可贵的基因。

蛇口的试验与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蛇口系企业的基因势必带着与生俱来的缺陷、有所争议的地方。而这也正好给我们带来对“中国特色”饶有意味的思索。

献给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

从1996年始，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经连续10余年保持集装箱产销量世界第一，世界市场份额占到六成；2007年，招商银行总资产规模达到13000亿元，数年来招行一直被普遍评价为中国品牌形象最好的银行之一；在最近几个月中国金融企业掀起的海外并购潮中， 中国平安(行情 股吧)(601318.SH；2318.HK)的动作相当引人注目，它不但通过分批吃入股份于去年11月底成为欧洲富通集团第一大股东，又于今年3月宣布拟以21.5亿欧元购入富通投资管理公司全部股份的50%。

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事实：它们都出自蛇口。

既不同于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电信等国有垄断型企业，又不同于私人控股的公司，它们兼有后者的灵活机制和前者的国资背景。机制灵活避免了管理的僵化，国资背景又让它们在资源的获得上占尽先机。

30年前，蛇口一度成为中国最大程度模拟市场经济的区域，我们今天身处其中、飞速成长的商业社会就是从那里发端的。蛇口的创建者们希望建立起一批以西方现代企业制度为模板的中国企业。就像后来的观察家们所看到的，在向一个全新的现代商业社会迈进之先，蛇口首先进行的是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无疑是一条正确的途径。蛇口工业区建立之前100年，它所赖以发轫的招商局在洋务运动中成立，参与其中的实业家和思想家郑观应即写下《盛世危言》，指出“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这显然是一种艰难的尝试。而在将近30年前，在蛇口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由中国政府支持的一群改革者获得了空前大的权力构造并实现自己的梦想。尽管这场充满梦幻色彩的改革于10年后中断，但是作为这场改革直接产物的市场经济原则和在此原则下分娩出的企业留存下来。

它们与洋务运动的“官督商办”不同，但又不可回避地有着“官商”色彩。而在股权结构上，国有股并不占绝对多数，国有股东与其他股东的话语权取得了巧妙的均衡。一方面严格的股份制结构保证了企业决策的科学性(你看它们基本上多年来皆坚守本业，不做投机取巧事)，另一方面国有股东的存在拓宽了企业的生存空间，它们不像那些完全生长于草根的民营企业在初期得不到政策一点点优惠与滋养。

它们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

改革

2006年12月20日，首届深商风云人物颁奖典礼在深圳举行。一位90岁的老人坐着轮椅被推到聚光灯下。他叫袁庚，蛇口工业区的创始人，获得的是“功勋奖”。

夹在任正非、马蔚华、马明哲、王石、麦伯良、张思民这些名字中间，“袁庚”两个字在现场引起的震动可能更多来自于它们所代表的那个人的年龄。知道蛇口工业区和袁庚的人并不多。

1978年10月12日，当袁庚起草、交通部党组上报的《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得到国务院批准时，招商局，这个曾投资创办了中国第一批工商企业(包括中国第一家大型煤矿——开平矿务局，中国第一家大型钢铁煤炭联合企业——汉冶萍厂矿公司，中国第一家大型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保险招商局等)有着100多年历史的洋务运动的产物，已经沦为“照相局”(其建筑古旧，受旅游者青睐)。

1979年1月6日，广东省革委会、交通部提交《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该月31日，报告获批准。被中断的中国商业历史开始重建，其难度并不亚于1872年李鸿章上“试办 招商轮船(行情 股吧)折”开办招商局。1979年，蛇口工业区初建，交通部派来一批干部。剑桥大学代表团来访问，某干部问：“你们建多大的桥？”某干部去香港考察，回来汇报自己的思想发生的不是180度而是360度的转变。

有一次，国内一些经济学家组成代表团到蛇口参观，梁宪(蛇口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研究部总经理)负责接待。在一个沙盘前面介绍了蛇口的改革之后，中国人民大学一个很有名的教授问梁宪：“梁宪同志，你刚才讲得头头是道，我就想问一句，你们有没有计划打算什么时候再跟社会主义挂钩呢？”另一次，深圳为十几个开放城市的市长、局长办培训班，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让梁宪请一两个外面的学者来讲学。梁宪请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一位华裔教授。该教授讲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历史。梁宪要送教授走的时候，被一位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叫住了。“你叫什么名字？从事什么工作？”梁宪如实回答。“你为什么请这样的反动分子来讲课，你知道他今天讲的东西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吗？你知道台下坐的都是什么人？一个个的市长，你们算什么？”那位华裔教授一定纳闷自己怎么就成了“反动分子”。袁庚听说后批评梁宪：你为什么不讲是谷牧同志让你请来的呢？“我说没有必要。”梁宪对《中国企业家》说，“他(副秘书长)的水平低是他的事。”

“一个社会，政府官员不是社会精英，文化低，行政官员不懂行政管理，你让他放权是很难的，让他发展商品经济也难。”回忆当年，梁宪说。

更为凶险的是，曾经有人找到梁，动员他揭发袁庚等人“里通外国”。

即便是到了1988年初，关于商品经济的争论仍然能够构成后来被称为“蛇口风波”的政治事件。

所以，袁庚视政治体制改革为第一要务。

1983年4月24日，蛇口工业区第一届管委会由民意推选的15位候选人进行答辩。美国《新闻周刊》为此写道：“他们以真正民主选举候选人的身份在蛇口出现作政治演说，在一系列答辩会上回答选民们的问题……从而成为自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批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地方官员。”自此，调入蛇口的各级干部，其原职务级别只记入档案，在蛇口的实际待遇由民意决定。1987年5月，应群众要求，蛇口工业区管委会由行政机构改组为董事会。袁庚虽然被选为董事长，但仍有15%的人对袁庚投不信任票，5名董事落选。干部的终身制、任命制在蛇口被彻底打破。

媒体的监督作用被高度重视。1985年2月28日，一封批评袁庚不懂管理的群众来信出现在蛇口机关报《蛇口通讯报》上。此前，报社曾三次请袁庚过目，均遭袁拒绝。这是又一个强烈的信号。该报在“蛇口风波”中的表现顺理成章。

在改革政治体制的同时，招纳培养商业人才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后来被称作“黄埔军校”的蛇口企业管理干部培训班1981年开始了第一期。“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对于经济学，对于企业管理学是持否定态度的，西方经济学更不用说了。从前苏联搬过来的那套东西都受批判，何况是西方国家。”梁宪对《中国企业家》回忆。一切必须从头学起。

在当时的人事制度下，蛇口培训班的生源和师资都是很大的问题。第二期培训班开始时，梁宪到西安外国语学院为一位愿意到蛇口任教的留学回国的英语老师办调动。“你以为你是什么人？你们以为搞特区就了不起吗？你要到我们这里调人，我把你们给杀了。”学院当时的院长兼党委书记对梁宪说。余昌民是清华大学第一届企业管理系毕业的研究生，1980年曾到日本进修一年，研究日本的企业管理。当时学校希望他能留校。余是当年被蛇口打动并义无反顾前往的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之一。为了他的调动，袁庚亲自为其向清华大学校长刘达说项，终成正果。2006年，余在自己的博客上回顾了往事，并展示了其时的来往信函。

从1981年到1992年袁庚离休，蛇口培训班共举办9期，培训了400多名干部。这些接受了新思想的人成为蛇口最有价值的资产。“现在他们很多都在领导岗位上，出去闯天下在欧美国家的也不少。他们叫我梁主任，对我说，你到美国去不愁没饭吃，每到一个城市都有你的学生。”梁宪说。

1988年11月12日，出席“中国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国际研讨会”的中外经济学家、企业家参观了蛇口，71岁的袁庚在南山大酒店欢迎酒会上作了即席演讲。这是迄今为止关于蛇口关于招商局的最简洁说明，早年经袁庚之手调入蛇口的余昌民在自己的博客上登载了全文。

我以为，要引进外国的资金、技术、设备等等，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而要创造一个适应这个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则要困难得多。进步的社会、进步的人，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经济起飞的大前提。有人问：“蛇口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我回答：“是从人的观念转变和社会改革开始的。”

这个地方，是由跻身香港的一个中资机构——招商局全资开发经营的，而不是运用政府的行政功能开发的。这里的企业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三资企业，这就意味着，蛇口自出娘胎就先天具有适应国际化市场经济的功能。作为一个企业，如果没有经济效益，没有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能力，是一天也活不下去的。对于蛇口来说，开拓国际市场尤重于国内市场。人民的创造力和自由意志完全是按照国际自由竞争机制和经济规律、价值法则所规范的，而这种创造力和自由意志的充分发挥，则有赖于各种体制的改革。

在蛇口，当基础设施初具规模以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淡化特权和官本位，冻结了过去在内地的行政级别和工资级别。如果你问某个蛇口人现在是什么级别，是局长还是处长，那将引起哄堂大笑。这里的许多干部更乐意在企业施展自己的才能，我们的困难是，如果让一个干部从企业到政府部门工作，往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去说服他。

我们进行社会财富再分配时，非常重视它的公平和合理性。比如住房，任何人不能靠特权获得，在商品面前人人平等；至于薪酬，则要根据他的才能和贡献来确定。包括国务院明文规定的赴港出国允许携带大件的特权，我们早就主动取消了。

我们还主张，领导层要有透明度，人民要有知情权。当你作出有关人民利益的决策时，人民理所当然有权过问你。蛇口除了实行选举领导人之外，还实行一年一次的信任投票制度，即给人民以罢免权，在这里已坚持六年了。这就是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其中还包括舆论监督，不违反宪法的言论自由、各种群众性的压力团体等等。谁都明白，如果地球没有自己的轨道，没有制衡的力量，那就可能撞到太阳上去而毁灭掉。

我们提倡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任何人、任何思想流派，只要不是想推翻共产党和搞人身攻击的话，他都可以发表个人的意见，有免除恐惧的自由。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所有这些，加上人才的合理流动、职业的双向选择，都是使人成为真正的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受到社会的尊重，而不是违背自己的良知，扭曲自己的个性。

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博士，三个月前在这里和我见面时曾经有过一段对话。他问道：“开发蛇口的哲学思想是什么？”我说：我们不仅要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一切优秀传统文化，而且要学习借鉴西方的优秀文化，包括科学、技术、工艺、管理。我们要创造繁衍现代文明的土壤，但绝不能提供色情、暴力、同性恋、艾滋病滋生的土壤。我们要避免和防止西方的道德危机。

刚才有记者问：“蛇口今后的希望在哪里？”我想，蛇口的希望就在于，在光明中能够揭露黑暗，在前进中能够看到落后。八十年前，招商局历史上的一位知名人士郑观应写过《盛世危言》，曾想力挽招商局的衰败，但随着改革派人物谭嗣同的人头落地，当时的招商局也就跟着一蹶不振。以史为鉴，可以兴废。

今天，我们还是要用《盛世危言》警惕自己，如果在座诸位能够不客气地为我们指出缺点和不足，指出今天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的阴暗面，那才够得上真正的朋友！

这次演讲一年后，国内形势发生变化，蛇口的试验停止。再有3年，袁庚就要从蛇口离休。此时，日后将放射耀眼光芒的中集(建于1980年)、招商银行(1987年)、平安保险(1988年)都已建立。而受到蛇口精神鼓舞的更多的将在中国商业史上留下名字的人物也已经或正在向这里赶来。

1983年，30岁出头的王石来到深圳。“当初并不清楚自己出来干什么。”他对《中国企业家》说，“听到蛇口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后，才知道应该是为财富而奋斗。一开始是为自己，然后就是为社会。”受到启蒙的王石扛麻袋卖饲料，做司机当出纳，直至成立万科。紧跟着，人到中年的任正非创立了华为。

1989年，张思民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部辞职，在蛇口的3间普通民房里开始酝酿海王集团。 (本文来源：《中国企业家》杂志 )

政改基因植入企业

1980年，招商局筹建南山公司，作为南海石油开发的东部基地。梁宪回忆，当时的 中国银行(行情 股吧)、华润集团、石油部都对此表现积极。袁庚说，石油工业区里面的企业都是全资国有的，南山公司能不能用外面的方式建立？作为幕僚，梁宪当然明白袁庚所说“外面的方式”即指股份制。而蛇口当时已经有了招商局与香港宏德机器铁工厂合资经营的中宏制氧有限公司。“现在要组建南山公司的没有外资公司，”袁庚说，“都是我们的兄弟单位，中国银行，华润，石油部，都在财政部一个口袋里，什么股份不股份，全都是国家的。”如果是这样，显然又回到了洋务运动“官督商办”的老路上。郑观应曾痛感此种模式“官夺商权”、效率低下，袁庚之所以热衷于政治体制改革，正是因为“深深感到行政干预的痛苦”(梁宪语)。

在袁庚的坚持下，南山公司由国资与一加拿大籍华裔地产商各持股50%，袁庚受推选成为董事长。由于某种原因，南山公司的中外合资形式未被公开披露，也不能享受相应的税务优惠。但是，“这是真正的国有企业的合资、股份化。”梁宪说，“而且，招商局主动放弃了大股东的地位，而它是完全可以控股的。”

南山公司的尝试具有特殊意义。“它真正实现了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避免了行政干预。”梁宪说，“你想，如果招商局是大股东，一股独大，那么当然是我说了算。而我上面是交通部，交通部下面又有各个司局，行政干预就多了。”

是否绝对或者相对控股本应自然形成，南山公司的股权结构却是精心设计的结果：它是在非市场经济环境中向市场经济靠近的一种努力，对专制的抵制在商业上得到了延续。

紧随南山公司成立的中集同样如此，招商局和丹麦宝隆洋行各占50%股份，袁庚任董事长，丹麦人莫斯卡任总经理。1987年，因为市场开拓不利，宝隆洋行决定退出，但仍占10%股份(后直至完全减持)。招商局引入 中国远洋(行情 股吧)集团作为与自己各持股45%的股东。1994年，中集在国内上市，招商局与中远各持股20.05%。

1987年， 招商银行(行情 股吧)成立，其前身为蛇口工业区结算中心。由企业(招商局)组建银行，建国后尚无先例，仍可以视此为争取企业自由度(金融方面)的努力。因为银行是极为敏感的行业，所以最初只有招商局一家股东。即便如此，据招商银行第一任行长王世桢回忆，招行成立之初就按国际惯例组成了董事会，实行严格意义上的董事会领导下的行长负责制，并将此写入银行章程。两年后，通过增资扩股，招商局的持股比例下降至45%。此后又经两次扩股，至2002年招行在国内上市，招商局持股18.45%，成为相对控股股东。

与中集和招行相比， 平安保险(行情 股吧)成立最晚(1988年)，但在股权结构多元化上走得最远。这家最初只有招商局和中国 工商银行(行情 股吧)(6.14,0.15,2.50%,吧)两家股东的保险公司在2004年于香港上市时已经引入了高盛、摩根士丹利、汇丰银行三家外资股东。2007年，平安保险A股上市，其2万名员工中有19000名通过职工合股基金持有公司股权，占其总股本的9.81%。

梁宪说，不得不承认，这种股权安排使招商局本身的利益有所损失。事实上，当年也确实有人以“经济效益那么好，为什么不控股”来指责袁庚“出卖招商局的利益”。但是在中国特有的国情背景下，如果没有这种“出卖”，“招商局的利益”恐怕只是昙花一现。

“在这个阶段里，”梁宪对《中国企业家》说，“招商局不搞一股独大，为中国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做出了贡献。”

尽管袁庚在蛇口企业推行了股份制，但是对于让它们进入证券市场疑虑重重。“他(袁庚)担心这不符合改革的方向。”提供上述说法的熟悉蛇口的人对《中国企业家》说，“他也没有认识到证券市场的深远意义。”

无论怎样，客观的结果是，相互制衡的股权结构带来了强有力的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个人欲对整个企业的决策负责不被允许。“有些企业为什么长不大，或者长到一定程度就倒闭了？往往是因为企业领导者的个别想法，觉得自己不得了了，可以大踏步向前发展了。” 中集集团(行情 股吧)总经理麦伯良对《中国企业家》说。“你说我权力大吗，大。很大吗？不。有多少人看着我？”正因为如此，他只需要考虑自己的工作，而不用做到“让每一个老板都开心”。“我也做不到。”麦说，“我的认识很简单，把我的工作做好，你们就应该认为我好，当然前提是你们都是正直的人，负责任的人，有层次有水平的人。个别没有水平的人，即使对我很不满，在会议上能说出来吗？有些话你不能说吧？你可能心里说麦伯良，对我个人不是特别尊重，一年不来看我一次，但是你不能摆在桌面上说吧？麦伯良做的事情摆在这里，是客观事实，你不能说不好吧？我只能面对自己，做好工作。”截至目前，中集换了七任董事长，其中有一位在北京与麦伯良吃饭时对他说，麦伯良，我兼了一百个公司的董事长，只有你一个老总，从来没接过我飞机。“我压根儿就没这个概念，我接什么飞机呢？”麦伯良对《中国企业家》说。“机制决定了我的思维。如果我一天到晚讨你们喜欢，工作做得怎么样无所谓，那企业能好吗？我没有选择，我只有约束好自己，把自己该做的工作做好，你们才不能丢弃我，也不能说我什么。总不能说不去接飞机是一条罪过吧？”

“我欣赏你这点。”那位董事长接着补充道。

1999年，马蔚华接替王世桢担任招商银行行长。“我当时印象最深的，”马对《中国企业家》说，“是招商银行的的治理结构，董事会下的行长负责制。股东是股东，经营班子是经营班子；股东是各个企业，经营班子则是专家。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马蔚华特别提到了招商银行的“六能”机制：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薪酬能高能低。“20年前，干部能上能下谈何容易呀？员工能进能出，那不得拼命呀？国有银行开除一个人能行吗？当时国有银行的工资是刚性的，只能涨不能降。”马蔚华对这一制度赞叹不已。不难看出，“六能”同样来自蛇口当年的体制改革。

“我自己感觉这种制度比较有利于职业经理人团队的成长和能力的发挥。”麦伯良说，“能够让他们全身心地把工作做好。他们心里明白，只要把公司发展好了，就能在这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因此，他们脚踏实地，不事张扬。“不错，今天的中集是做出了点儿成绩，也得到大家高度认同了。够了，可以了，该说两句的时候也说完了，干去吧。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放到世界上去看，还有很多事要去做。”这是对20多年前袁庚提出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回应，制度给了蛇口企业家“实干”的环境。“我到招行，也没什么本事，原来的制度就不错，因势利导。给我整一个制度不好的，我再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马蔚华说。招商局现任董事长秦晓曾经讲过：不要奢谈某个人对一个企业有多大的影响力，所有的权力和影响力都应该是被制度赋予的。

制度保证了招商系企业家们的清醒。他们不贪婪。或者说，在做大企业和积聚个人财富之间，他们选择了前者。1994年中集上市，麦伯良获得3万股股票，十几年来，股票增加至40多万股。“当时花了不到5万块，现在市值1000万，也可以了吧？不能转让，留给孙子吧。”自认深受蛇口精神影响的王石曾将自己的资产情况轻松地讲给本刊记者听，包括年薪、几处房产、股票红利，他说自己的存款也就几百万元。1986年，万科股份制改造，王石把可以名正言顺取得的四成股份分给了全体员工。当后来中国一度盛行MBO时，王石一笑置之。

不贪婪也表现在蛇口系企业几十年如一日地在自己最初选择的行业里不断深入、壮大，心无旁骛。“守住专业是很痛苦的事情。”一位曾经历过“蛇口风波”、现为某汽车销售公司董事长的企业家说，“一看到搞多元化的都发起来了，很容易浮躁。工业区培养了这批人的耐性和韧性。”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钢材、房地产、股票市场异常红火的时候，蛇口系企业基本未涉足其中。

中国平安(行情 股吧)副常务首席执行官孙建一说，平安从一开始就有“非常清晰的企业使命”。1993年，马明哲在平安保险内部提出构建综合金融集团，而同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对银行业、证券业、信托业和保险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此后几年中，监管部门每年的年度计划书上都有“平安完成分业经营”一条，马明哲在为梦想中的金融集团四处奔走的同时一直在为分业做沟通。有人劝他：“你成天在外面磕头作揖，为了等一个(监管部门)领导说上几句，几个小时站在街上等人家，等到半夜，值不值？”马明哲回答：“为了公司长远的发展，我情愿给人家下跪！”到了2003年，他终于把产寿险、信托、证券、商业银行等金融牌照收集齐全。据某消息源向《中国企业家》透露，2000年左右，曾有领导意欲调马明哲任某市主管金融的副市长，马坚决未去。

“从蛇口出来的很多企业，都有清晰的使命感。”孙建一说，“这是不是跟袁庚有关系？当时蛇口创造了很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样的名句。我们尽管是股份制，但创建在蛇口，会自觉地接受蛇口的一些理念、一些做法，这个烙印非常深。袁庚是个非常开放的人。”

与当初蛇口尝试的民主制度一脉相承的企业管理模式使蛇口(乃至深圳)企业和企业家保持着极低的犯罪率。资料表明，改革试验停止前的10年中，蛇口没有出现一例官员贪污腐败案件，现在，改革的成果由企业来继续证明。 (本文来源：《中国企业家》杂志 )

介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第三种类型

2005年6月，在南山大酒店，由万科董事长王石相约，我们见到了88岁的袁庚。王石也是第一次见到袁庚，很兴奋。因为脑萎缩，袁庚谈话思路虽然清晰，但善忘，经常重复。

17年前，他就是在这里做了上节所述演讲：“(蛇口)这个地方，是由跻身香港的一个中资机构——招商局全资开发经营的，而不是运用政府的行政功能开发的。”这一次，当我们对 招商银行(行情 股吧)、 平安保险(行情 股吧)的成就表示赞赏时，老人说：“那都不算什么，有国家的投资和政策在里面。国家让你做不让人家做。”

他盛赞万科这样“赤手空拳打出来的”企业，认为招商系企业里，中集可与之媲美：“在一个没有政策准入限制、门槛很低的行业，做到了世界最大。”

但据王石回忆，袁庚之后又说，如果当初交通部不给中集订单，行吗？

“我认为有这个因素(官商)。”中集总经理麦伯良对《中国企业家》说，“不管怎么讲，中集的两大股东还是招商和中远，还是国有的，说它不受一点影响，不客观。两个股东当然给它支持，但只是有限的范围。”

平安副常务首席执行官孙建一否认平安有“官商”色彩。“我们哪儿有‘官商’？我们是地道的非国有民营企业。”他说平安刚创建时，作为中国首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外界“要把平安扼杀在摇篮中”的声音不绝于耳，深圳各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还收到文件，规定只能买某家公司的保险。孙建一说：“平安创造了中国金融领域的很多第一。它的创新就是不断突破政策的限制。平安的创业者们就像一块牛皮糖，认准了既定目标就不回头。”

尽管如此，孙建一也承认，从起点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当“野狗”和“牛皮糖”的资格。

据孙回忆，马明哲早年在蛇口负责社保统筹工作，接触到蛇口里外资、合资企业的商业保险业务后，向袁庚建议招商局应该100年后“重操旧业”(招商保险成立于1885年)，袁庚欣然赞同，亲自提笔向当时主管金融工作的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大概两年后的1988年，平安保险正式开业。这纸批文相当特殊，因为当时全中国只有一家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央在平安保险成立前曾专门发文规定：除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是国家合法批准成立的保险公司以外，各地不准成立保险公司，必须清理。

马蔚华到招商银行之前本是央行官员，尽管他对某些针对商业银行的“歧视性政策”不满，但看起来影响不大：“起码监管当局的官员很多还是原来的同事，还给点儿面子吧。跟他们沟通的还是很好。”

即使是“门槛最低、受到支持最少”的中集，当它1987年面临危机时，也是因为国家考虑到政治影响(梁宪语)才没有关闭。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因为银行惜贷，招商局陷入支付困难，得到中央政府拯救。1999年，为了充实招商局集团资产，政府将总资产达66亿元的交通部独资国有企业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1993年成立，主营高速公路桥梁)无偿划转给招商局，使其成为招商局全资子公司。2000年，政府又将国家重点科学研究机构重庆交通科学设计院划转给招商局集团，成为招商局直属科技企业。

“官商”与现代企业制度的结合似乎使中集、招行、平安等企业成为介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第三种类型。它们与政府的关系很是微妙的。在它们需要的时候，政府会施以援手，并对它们的某些过分举动予以充分容忍，但政府又不能像对待真正的国企一样插手它们的管理，因而它们能够按照既定制度平稳运行。

不过反过来这也能成为蛇口系企业“叫屈”的一个理由。“国有和民营的两种优势我们可能都具备，但是两个方面的劣势，可能我们也具备。”孙建一表示。国有股这些年毕竟在平安呈下降趋势，“我们曾经以我们建立起平安这家市场化性质的企业自豪过，无比自豪。但是在发展过程中，我们感觉到我们在政策等方面还处于一种劣势。很多政策可以给国有的，不一定给你。等一些特殊情况出现后，往往又会出现一种舆论，把你跟国有的去比：为什么它不行，你行呀？”孙建一特指的是最近在市场上引起争议的平安高管薪酬一事，马明哲个人2007年年薪高达6600万元。

“我们感受比较深的一点，就是发展中的中国实际上还是两种体制，在交替运行，轮番发挥作用，两种体制与文化经常要碰撞，经常要产生矛盾，我们企业就在这个矛盾里面挣扎。”孙建一说。

“有些领导关心我的成长，问我是不是考虑成为官员。”麦伯良说。“我的兴趣和能力不在那里，所以一直拒绝。我还没有遇到过你不同意也得走的情况，虽然我是党委书记，但是要实现这个东西(把我调离岗位)有个程序的问题，要董事会把我免了才行。”

既有严格的股份制企业的治理结构，又有股权比例不是很大的国有股股东，蛇口系企业看上去就像具有了双重保险。这未必是袁庚的本意，但它无疑是现行体制下最安全的，也最具有做大规模的可能性。

2006年12月20日，首届深商风云人物颁奖典礼上，90岁的袁庚因病不能说话，坐在轮椅上给大家敬了一个军礼，然后坐着轮椅下台。在他上台之前之后，都有名声赫赫的比他年轻得多的深圳企业家亮相。刚刚接受完本刊采访的麦伯良在典礼上表达了对袁庚的极大敬意。1982年，麦从华南理工大学机械制造系毕业来到蛇口招商局，进入中集，做一些画图、设计工作，当时“还没有资历跟他(袁庚)讲话”。

“这次评他功勋奖，他当之无愧。”麦伯良对《中国企业家》说，“袁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之一。现在讲创新，他做的是最大的创新，不仅仅是对深圳，也是对中国的贡献。我很尊重他老人家。我觉得社会应该给他一定的荣誉。我本人每年会去看袁老一次，他能走得动，想吃东西就请他吃顿饭，过年过节让办公室代表中集送些小礼物，主要是吃的，愿他长寿一些。现在关心他的人不多了。”

(房毅、陈虎对此文亦有贡献) (本文来源：《中国企业家》杂志 )

今年房地产销售仍然堪忧

2007年控制流动性泛滥是金融政策的一个主要战线,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十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六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大量的资金在金融政策的导向下,从股市、楼市中流回银行。

"货币政策关心的主要是价格的稳定,与资产价格之间没有非常直接的联系,不能对资产价格产生直接的效果,但是政府希望通过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产生一定作用。所以,加息以及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也将继续波及资金密集型、需要从银行获取大量贷款的房地产业。

资金流动性过剩和中国巨大贸易顺差的问题,根源在劳动力和资源成本上的比较优势,在这些优势消失之前,贸易顺差不可能大幅减少。尽管存款准备金率一再上调,但同时市场流动性过剩状况不断增加,政策取得的效果仍然有限。"2008年为了防止经济过热和流动性泛滥,流动性回收力度将持续。央行回收流动性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因此仍将动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回收流动性。"

一、何谓反向收购

　　在美上市可分为直接上市（IPO首次公开发行）和间接上市（Reverse Merger 反向收购或称买壳上市）两种方式。

　　反向收购（又叫买壳上市）是指非上市公司公司股东通过收购一家壳公司（上市公司）的股份控制该公司，再由该公司反向收购非上市公司的资产和业务，使之成为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原非上市公司的股东一般可以获得大部分上市公司的控股权，从而达到间接上市的目的。

　　一个典型的反向收购由两个交易步骤组成，

　　其一、买壳交易，非上市公司股东以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形式；绝对或相对地近代制一家已经上市的股份公司；

　　其二、资产转让交易，上市公司收购非上市公司而控制非上市公司的资产及运营。

　　1、壳公司：是指一个没有资产、没有负债的上市公司，因为种种原因已经没有业务的存在，但仍保持着上市公司的身份及资格；有的壳公司股票仍在市场上交易，有的已经没有交易了，但均为壳公司的一种。

　　2、反向收购（又叫买壳）：是指非上市公司，通过收购一家上市壳公司，与之合并而成为上市公司的子公司。而非上市公司的原股东则取得50%-90%上市公司的股权。

“熊市已定，反弹出局”

而如果邓体顺当天稍晚些时候看到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2月工业利润数据”时，想必将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前2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仅增长16.5%，远低于去年同期的“43.8%”，这让市场瞠目结舌。

对此，《华尔街日报》昨天发表评论称，中国企业的黄金时代可能已经过去。

“企业盈利高速成长是本轮牛市的两大支柱之一，当盈利增长变得不可持续之后，牛市的前途自然是岌岌可危了。”花旗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昨天向早报表示。

对于政府的救市，邓体顺也不以为然。邓体顺表示，即使现在推出股指期货，对当前的点位也未必会起到助推效果；而下调印花税应当已在监管层的考虑之中，但“不会这么快出手”，“只有到市场极度低迷的时候才会”。邓体顺强调，下调印花税也只会触发技术性反弹，“对趋弱的基本面没有任何作用”。

技术性反弹

对趋弱的基本面

期货保证金

在期货市场上，交易者只需按期货合约价格的一定比率交纳少量资金作为履行期货合约的财力担保，便可参与期货合约的买卖，这种资金就是期货保证金。 在我国，期货保证金（以下简称保证金〕按性质与作用的不同。可分为结算准备金和交易保证金两大类。结算准备金一般由会员单位按固定标准向交易所缴纳，为交易结算预先准备的资金。交易保证金是会员单位或客户在期货交易中因持有期货合约而实际支付的保证金，它又分为初始保证金和追加保证金两类。 初始保证金是交易者新开仓时所需交纳的资金。它是根据交易额和保证金比率确定的，即初始保证金＝交易金额调保证金比率。我国现行的最低保证金比率为交易金额的5％，国际上一般在3％～8％之间。例如，大连商品交易所的大豆保证金比率为5％，如果某客户以2700元/吨的价格买入5张大豆期货合约（每张10吨），那么，他必须向交易所支付6 750元（即2700x50x5％）的初始保证金。 交易者在持仓过程中，会因市场行情的不断变化而产生浮动盈亏（结算价与成交价之差），因而保证金账户中实际可用来弥补亏损和提供担保的资金就随时发生增减。浮动盈利将增加保证金账户余额，浮动亏损将减少保证金账户余额。保证金账户中必须维持的最低余额叫维持保证金，维持保证金：结算价调持仓量调保证金比率xk（k为常数，称维持保证金比率，在我国通常为0．75）。当保证金账面余额低于维持保证金时，交易者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补充保证金，使保证金账户的余额）结算价x持仓量x保证金比率，否则在下一交易日，交易所或代理机构有权实施强行平仓。这部分需要新补充的保证金就称追加保证金。仍按上例，假设客户以2700元/吨的价格买入50吨大豆后的第三天，大豆结算价下跌至2600元／吨。由于价格卜跌，客户的浮动亏损为5000元（即<2700-2600）x50），客户保证金账户余额为1750元（即6750-5000），由于这一余额小于维持保证金（＝2 700x50X5％x0．75=5 062．5元），客户需将保证金补足至6750元（2 700x50x5％），需补充的保证金5 000元（6 750 - 1 750〕就是追加保证金。 目前国内上市期货品种正常月份交易所收取交易保证金比例 铜：6％ 铝：7％ 天然橡胶：7％ 燃料油：8％ 玉米：5％ 黄大豆1号：5％ 黄大豆2号：5％ 豆粕：5％ 豆油：5％ 强筋小麦：5％ 棉花：5％ 白糖：6％ PTA：6％ 对于即将上市的沪深300指数期货交易保证金的收取，目前市场上流传最广的是8％，但是仍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保证金应该为5％或甚至更低，还有许多人认为保证金低于10％则市场风险太大，甚至有人建议为20－30％，但从国际惯例以及中国实际情况分析，8％的保证金算是比较合理的比例，因为对于沪深300指数期货合约来说，太低或者过高的保证金比例可能会放大或降低市场的流通性，要么是风险放大太多，要么是市场流通性受到限制，相对而言，期货保证金特别是金融期货保证金不宜过高，而且在期货公司在交易所收取8％的基础上还要增加一定比例的保证金来确保控制风险，所以即将上市的沪深300指数期货的保证金比例最可能为8％。 国内期货品种的交易保证金 单位：美元 期货合约 初始保证金 维持保证金 澳元/美元 1688 1250 英镑 1890 1400 加元/美元 1080 800 铜 27000 2000 玉米 338 250 棉花 1400 1000 CRB指数 1500 1500 轻质原油 4725 3500 美元指数 1729 1300 道琼斯指数 5000 4000 黄金 2025 1500 取暖油 5400 4000 日元 2228 1650 日经225指数 4063 3250 S&P500指数 20000 16000 白银 2700 2000 大豆 1215 900 豆粕 743 550 豆油 641 475 短期债券 675 500 中期债券 1890 1400 价值线指数 4500 3600 小麦-CBOT 608 450 小麦-KCBT 1125 900 中国期货保证金机构 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是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决定设立，并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注册登记的期货保证金安全存管机构，是非营利性公司制法人。 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的主管部门是中国证监会，其业务接受中国证监会领导、监督和管理，章程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后实施，总经理、副总经理由股东会聘任或解聘，报中国证监会批准。中国证监会成立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管理委员会，审议决定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的重大事项。 经营宗旨 建立和完善期货保证金监控机制，及时发现并报告期货保证金风险状况，配合期货监管部门处置风险事件。 主要职能 建立并管理期货保证金安全监控系统，对期货保证金及相关业务进行监控； 建立并管理投资者查询服务系统，为投资者提供有关期货交易结算信息查询及其他服务； 督促期货市场各参与主体执行中国证监会期货保证金安全存管制度； 将发现的各期货市场参与主体可能影响期货保证金安全的问题及时通报监管部门和期货交易所，按中国证监会的要求配合监管部门进行后续调查，并跟踪处理结果； 为期货交易所提供相关的信息服务； 研究和完善期货保证金存管制度，不断提高期货保证金存管的安全程度和效率；